五一与花海来一场爱的约会，祥源花世界百万玫瑰浪漫绽放！

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

三、礼的终极根据与生态系统 《礼运》论述了礼的起源、发展、完善的过程。政令颁行到祖庙，表明尊祖爱亲，这叫做有仁有义。

礼义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守之则生，去之则亡。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这里的合理性，第一，肯定饮食男女是人们很大的欲望，死亡贫困是人们最大的憎恶，只要合理合法，社会、治政者应当帮助人们满足食色等基本生活欲望，避免或离开贫穷死亡。这里讲的礼法关系也值得注意。参考文献及注释： [1]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3-25页。

四肢健全，肌肤丰满，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强健。又说：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12] 我经常讲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研究哲学的人，往往并不理解奠基概念。

我这些年建构生活儒学，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步骤：一直追溯到前存在者（海德格尔所谓原始经验）的存在观念或生活感悟。我是从孙德兴教授的一个说法谈起。这个地方我想再讲一下刚才已经涉及的一个观念问题，即解构与建构的问题。（一）易经古歌：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 这涉及我本人多年以前的一项研究，即1995年出版的《易经古歌考释》[13]，前几年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修订本。

我讲易经古歌也是这个意思，它们所表达的不是存在者、万物之类的东西，而是情感的显现，也就是前存在者的事情。孔颖达疏：使绝天地相通，令民神不杂。

[22] 关于中国正义论，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英国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收入《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谈到现象学的时候，大家都或明或暗地持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态度、解构主义的态度，忽视了现象学的建构性。[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13页。

但是，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涉及观念的三个层级，就是：前存在者的存在或者是我所说的生活及生活感悟。这些歌谣其实也是《易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政治大一统当然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但现在很多学者意识到，大一统实际上是从周公开始的，尽管周公建立的大一统是宗法封建制的，和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的大一统是不同的，但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就是权力体系的垄断，包括对神圣界的垄断。《易经》就是这些诗歌和以往蓍筮活动原始记录的选编和合编。

我当时所做的工作，就是从《易经》里面搜辑出70多首诗歌（其中有的诗是不完整的），这是最早的一批逸诗。原文：在他那里没有以此在为专题的存在论，用康德的口气说，就是没有先行对主体之主体性进行存在论分析。

《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4] 我认为，这才是海德格尔最重大的一个贡献，即是20世纪哲学思想最前沿的一个问题的问法：存在者何以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

虽然没有最后定论，但我倾向于这个观点：实际上，《易经》的那些吉凶筮辞，本来都是《易经》成书之前的很多具体占卦活动的结果的原始记录，就像甲骨卜辞也是以往的龟卜活动的结果的记录。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他的定义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是用存在这个概念来界定奠基的。《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上以厚下安宅、明两作，离。那么，在这之前的歌谣，就是前存在者的事情，这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三个是《周易》大传的理性的形而上存在者观念的问题，及其形而下存在者观念的问题。

[11] 这就是我所说的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的思想。这就是说，《周易》是中国轴心时期的形上学的建构和形下学的建构，而易经古歌所表达的则是生活情感的显现，即是前存在者的事情。

奠基的观念，严格来讲，最早从康德那里传下来的。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者，就是《周易》大传的哲学本体。

[25] 朱熹《论语集注·论语序说》引，见《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现象学方法的第三个步骤，即关于建构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概念就是奠基的概念。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不论是现象学的解构→还原→建构的步骤，还是《周易》文本从古经到大传的构成，都是从历时性的（diachronic）角度来分析的。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但海德格尔对他是不满意的。

但不管怎么讲，都有一个共同的步骤，即通过解构而还原到某种原始经验。《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30–31页。

但我们知道，实际上是胡塞尔充分发挥了奠基观念，他在《逻辑研究》里面谈得非常多，还给出了一个最形式化的定义。[13]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

那么，我们讨论过去的人类思想观念的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哲学的重建，这就涉及前存在者、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的建构，也就是历时结构的共时显现二、关于《周易》与现象学的对应性问题 我想谈的第二个部分内容，是《周易》与现象学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

[⑥] 参见黄玉顺：《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不论是现象学的解构→还原→建构的步骤，还是《周易》文本从古经到大传的构成，都是从历时性的（diachronic）角度来分析的。我再强调一下，两层意思：第一，我做中国哲学或者儒学的研究，从来不是想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但后来想起来，易经古歌这种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即便对于哲学的建构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大致来讲，《易经》成书是在殷周之际或西周时期，这跟传统所说的《周易》文本的形成时间大致是对应的，这没什么问题，例如《易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15] 而另一类文献就是我所说的易经古歌。我的概念本来就不是海德格尔的概念，这是我想强调的。

大家一般比较忽视这一点，即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的思想其实已经蕴含着一种积极建构的可能性。[16] 这些歌谣是比《诗经》成书时代还早的一批诗歌，文学界叫做逸诗。

这些年我从整个的生活儒学的建构（其中涵盖了观念的三个层级）再到形而下的正义论和政治哲学的建构，所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工作。情为何物？情不是物，不是什么东西，即不是存在者，而是一种前存在者的存在现象。